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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名牌大学如何培养出名牌博士——周益春教授的博士生培养之道
www.hnedu.gov.cn 发布时间:2014年03月25日 08:56 浏览数:5689

周益春,1963年生于湖南衡阳,湘潭大学副校长,材料与光电物理学院教授。作为第二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2006年),他以善于指导博士生而享誉业界:1999年至今,他共培养出博士13人,其中晋升教授并担任博士生导师者7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1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作者1人、“湖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2人、“宝钢奖”特等奖获得者1人;人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5项;发表影响因子1.5以上论文5篇……这些成就让我们敬佩,也让我们好奇:他到底用什么“独门秘笈”带出如此多的高徒呢?通过半年多的追踪与寻访,我们发现了他在博士生培养之中有三个关键词:态度、方法和团队。

一、“在四十岁以后把研究生当作孩子一样带”

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周益春教授提到一个他一贯所持的观点:一个人能否获得成功,20%靠智商,80%靠情商。情商的内涵很丰富,其中有一个层面就是对待事业的态度。态度也许不能决定一切,但很多时候它的确至关重要,甚至说是一切事业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周益春教授是如何看待博士生培养事业的呢?

周益春教授一直坚持一个信念:导师要发自内心地爱护自己的弟子,“在四十岁以前把研究生当作弟弟妹妹一样带,在四十岁以后把研究生当作孩子一样带”,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导师永远不要占学生的‘便宜’,要让学生多占导师的‘便宜’”。已过不惑之年的周教授将研究生当作自己的小孩一样去关爱、去赞美、去批评、去引导、去包容。他“悲伤着他们的悲伤”,毫不犹豫地捐出湖南省“芙蓉学者”岗位津贴10万元,为家庭贫困的学生设立奖学金,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他“快乐着他们的快乐”,为学生的进步和成就感到由衷的幸福,觉得培养人才是一种享受,是一位导师最大的成功。他的博士杨丽副教授形象地描绘道:“周老师保护自己的学生就像母鸡保护自己的小鸡一样。”可以说,他的每一位博士都亲身感受到导师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爱。朱旺博士说:“有一件事情我一直记得,早在读硕士一年级时,周老师把包括我在内的二十多个课题组成员请到家里过中秋节,他亲自下厨为大家做出一顿美味大餐。”蒋丽梅博士深情回忆说:“去年我刚生完小孩,我的丈夫过来和我一起读博士,周老师听说我们没有房子住,立刻帮我们安排在一个招待所。”

周益春教授将导师的角色提升到“父母”的高度,其责任感和担当精神让人感佩,也让很多现实问题迎刃而解。在采访他时,我们预设了一个想当然的问题:“优秀研究生的培养需要导师和学生通力合作,但由于内因决定外因,所以在研究生的成长中,研究生自身的素质和努力才起到主导作用,那么,您认为您的博士研究生有哪些过人之处呢?”对于这种说法,周益春教授并不认同,在他看来,从哲学理论的角度看,似乎如此,但如果导师真这样想的话,很可能是在为推卸责任寻找一种托辞,也就是说,研究生是否成才,导师的作用才是主导性的:“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导师”,周益春教授如是说。他进一步表明,并非只有他一个人持这种观点,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也是这样理解的:“我们现在高水平的博士生不多,是因为导师有问题,导师水平不够,给博士生指导方向有误,不能把博士生带到领域前沿去,这很麻烦。”他还援引《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强化他的观点:一项共有7730人参与的调查显示,53.6%的青年学子认为读研值不值的关键在于“跟了哪个导师”,导师在这个问题上的重要性,远远高于“自己的努力”和“学校的名气”。从周益春教授的学生那儿,我们获得了类似的答案,如“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钟向丽副教授认为:“我以前并不清楚自己适合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会做到什么程度,但我很幸运跟了一个好导师,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

周益春教授承认,湘潭大学由于地理位置、学校名气等原因,很难招收到天赋异禀的学生,这时导师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去发掘学生的潜力,那么,学生的起点可能就决定了他们的终点。而将学生视作自己的孩子,情况可能就会不同,因为在每个父母的心目中,自己的孩子都是最好的,至少是可以越变越好的,所以他们都会付出百分之一百以上的努力去培养他们。像父母对待孩子一样相信孩子的未来,就有可能将起点低的学生培养得比较优秀,将起点高的学生培养得非常优秀,甚至可以将起点低的学生培养成杰出的人才。

在实践中,周益春教授也确实将足够多的财力、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生身上,给他们上课,和他们聊天,和他们一起散步,一起开讨论会。由于和学生沟通得很多,他的博士生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和周老师在一起,就像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一样,很亲切,很温馨,丝毫没有距离感。因此,我们也敢于和他说自己的困惑、想法。”

我们有时不免疑惑,周益春教授身兼管理者、学者和导师的三重身份,是如何做到分身有术的呢?周益春教授认为,现代人的身份越来越多,尤其是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到一定程度的中年人,更容易被社会赋予更多的角色。在当今社会,要找到一个身份完全单一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像身份最单纯的普通教授往往也兼具学者和老师的双重身份;而作为老师,他们又很可能身兼本科教学、硕士生指导和博士生培养的三重任务。面对这些情况,一个人稍不注意,就会造成身份错乱。不过,假如他头脑清醒,规划得当,又是可以解决多重身份问题的。

周益春教授解决多重身份问题的策略可以概括为四点:①在管理方面,给予下属足够的信任和权力,放手让他们去做。事实证明,适当的“无为而治”比管得太多效果还好一些。用他的学生——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王金斌教授的话说:“作为一个管理者(领导和团队带头人),周老师有一件事做得非常有智慧,那就是善于抓主要矛盾,善于宏观思考,善于把握方向性和前沿性的问题。”②在科研方面,讲究团队合作,用课题带学生,如将一个国家级课题分解成很多小课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③比一般人更勤奋。他平时不唱歌、不打牌、不搓麻将,几乎将能用的时间都投在了工作上。“周老师经常一下飞机就可以召集我们开讨论会,对他来说,开会就是休息。”他的博士刘奇星评价说。“看到他头发操劳得都白了,我们有些于心不忍”,博士王秀锋感叹地说。④一年只招一个博士生。不管父母如何爱自己的学生,假如孩子太多,那么他的爱也是不够分享的。周益春教授尽管科研经费充足,招生指标很多,但他坚持“宁缺毋滥”、“质量远比数量重要”的原则,每年只带一个博士生。

二、“适当的方法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周益春教授认为,所有的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但不是所有的父母都能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同样的道理,如果导师对学生只有爱心,却没有掌握行之有效的方法,那么,这种爱也可能是“糊涂的爱”,对学生的成长,尤其是专业上的提升并无实质性的帮助。鉴于这样的认识,他极为重视方法的重要性。而他常用的方法主要有六种:

1.聊天选材法

周益春教授强调,他推崇导师的主导作用并不等于不重视选材的重要性。毕竟人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要是录取了一个根本不适合从事科研的人,那么任何导师都将束手无策。湘潭大学这个平台和名牌大学相比有一定差距,招收到特别有天赋的学生有些困难,但是依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还是有机会在“矮子中选将军”,招收到一些科研方面的“潜力股”,关键要看如何去选拔。周益春教授说他不喜欢通过常规的考试来考查学生,而是偏爱用“聊天法”来探测学生的潜力,包括他们的性格、思维、表达能力等是否有可塑性。就像他的博士蒋丽梅所观察到的那样:“周老师特别喜欢奇才。”周益春教授坦承他更青睐思维活跃、喜欢提问、具有团队合作精神的学生。他的博士马增胜,本科毕业的学校非常一般,到湘潭大学读研究生后考试成绩也很一般,但在听周益春教授的“材料固体力学”课时特别喜欢问问题,还经常和老师争辩,周益春由此发现了他的科研潜质,就破格招他为硕博连读研究生。短短三年时间中,马增胜进步非常大,在薄膜力学研究方面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其论文发表在力学学科影响因子(为5.08)最高的《国际塑性力学》期刊上;一毕业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协助魏悦广教授、周益春教授组织的“中国力学大会-2011暨钱学森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的薄膜、涂层及界面力学专题研讨会”吸引了一批国内外著名专家参加。

2.潜移默化法

周益春教授认为,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儿女,他的学生王金斌和钟向丽是科研上的“金童玉女”,平时很忙,吃饭的时候常会催小孩“快点、快点,学生在等我了”,耳濡目染,他们的小孩和同学们做游戏时也会说:“快点,快点,学生在等我了!”同样的道理,有什么样的导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在他看来,导师可以被超越,也应该被超越,但导师首先应该被模仿。如果学生一直超越不了导师,那是学生的失败;如果导师不曾经被模仿,那是导师的失败。周益春教授深情回忆到,他的硕士生导师赵伊君院士、博士生导师解伯民教授和段祝平教授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现在的他,不仅希望用“言传”,更期待用“身教”来影响自己的学生。周益春教授说:“赵伊君院士已经82岁,解伯民教授已经81岁,‘年轻一些’的段祝平教授也已74岁,他们却还在为国家的强盛奋战在科研阵地,我才48岁,怎能懈怠?如果懈怠了,我的学生如何看我?所以,努力是我必然的选择,我很努力,我的学生自然不好意思偷懒。”周益春教授的博士生杨琼这样描述自己的导师:“大年三十前一天才回家,正月初三就回到办公室,经常和我们一起吃盒饭,我们从未见过如此努力、如此痴迷工作的人。正是在他的感召之下,我们也变得非常的努力,你看现在是正月初十,我们整栋大楼已经灯火通明,同学们都回来做研究了。”

3.圆桌会议法

在圆桌会议上,周益春教授从未将自己当作居高临下地掌控话语权的领导、导师和权威,而是将自己视为与学生平等的一名科研人员,研讨一些共同的学术话题。周益春教授说:“我的学生喜欢和我‘吵架’,有时还‘吵’得很厉害,这点我特别喜欢,因为我们为学术问题而‘吵’,他们敢和我‘吵’代表他们不迷信、不盲从,有胆识、有发现和有思想,像我们最近刚刚完成的一本书的提纲,就是‘吵了好几场架’的结晶。”他的学生王金斌教授自豪地说:“周老师经常被我们批得‘体无完肤’”。周益春教授还将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放到圆桌会议上让学生一起来审,让他们找出其中的优缺点,然后再总结,这就可以让学生获得很好的启发。他申报项目也是如此,鼓励学生在会场对项目选题进行充分的集体讨论,要求只提缺点,很少说优点。通过讨论,课题申报书获得了完善,所以他们申报的项目基本上是百发百中。另外,周益春教授每年都要举办两次大的学术讨论会,会议的标准和程序全部按照国际会议的通行规格,让学生自己去组织,自己演讲,大家讨论,这样既锻炼了学生的思考能力,又锻炼了学生的组织和表达能力。

4.论文修改一段法

周益春教授很重视文章的文字表达,他从中文系和英语系请来写作课老师给博士生上写作课,以此来提升他们的表达能力。同时,他抽出大量时间给学生改论文,并且是当面修改。他要求学生坐在旁边,然后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一段,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地改,让学生明白为什么要用这个词,不用那个,为什么用这种时态,不用那种时态,这样学生的印象就非常深刻,大部分学生通过这样的一两次修改就可以自己用英文写作和发表论文了。谈及论文修改,钟向丽博士还提及一件让她终生难忘的往事:2008年冰灾,她预产期将近,不方便出门,周益春教授就踏着冰雪,到她家里给她修改论文。如今钟向丽也是研究生导师,她说自己修改学生论文的方式正是从导师那里继承过来的。这一点,我们从无意中读到的一篇新闻报道(《湘潭大学博士、硕士生导师钟向丽:桃李满园,硕果累累》)中获得了证实:“2007级硕博连读学生张溢说,钟老师的敬业精神令人感动。他回忆道,2010年中秋节,白天钟老师为他修改了一整天的论文,从语法、数据、结构、布局等各方面仔细修改。快要到晚上了,张溢心里在盘算着要和同学好好聚聚,就提出了明天再改的想法。‘不行,今天一定要改好。’钟老师说道,就这样他们伴着圆月一直修改到晚上10点。”

5.战略眼光选题法

周益春教授认为,一个诗人不能遮住另一个诗人的光芒,但一个科学家足以让另一个科学家被遗忘,也就是说,人文科学研究“喜新不厌旧”,自然科学却“喜新厌旧”。所以,一个科研工作者要站在科研的最前沿去发现问题,确定哪些问题是目前最重要的、是学术上的金矿。周益春教授说,一个好的选题意味着成功一半,可究竟如何选题呢?他总结出九字方针:①有意义,即要有学术价值,属于科学问题,要有解决的价值;②有条件,即要具备解决该问题的条件,能够解决;③有应用,即国家和社会有这样的需求,尤其要考虑国家重大需求问题,国家不需要的选题,选了也没有用。国家所需要的,就是人们共同的需要,也就是每个人都需要。像他们最近研制的铁电薄膜存储器、航空发动机热障涂层涡轮叶片以及薄膜动力电源等,都是关涉国计民生的现实课题。周益春教授认为,有了好的选题、好的思想,再加上勤奋和适当的方法,应该能够做出独特并且比他人更好的成果。

6.九九八十一难法

周益春教授认为,研究生的科研潜能需要借助一些外部压力来激发,因此,他联合导师组,为博士生们设置了“九九八十一难”。面试的时候,导师组在一起分析哪个学生适合做什么,又适合哪个导师来带。学生进校后,导师组又在一起商讨要开设哪些有针对性的课程。接下来是每两周召开一次的小型讨论会,在讨论会上,学生要向导师组汇报自己阶段性的思考和接下来的打算,这样做有两个立竿见影的效果:一是保证学生一直在学校;二是让学生锻炼出比很多文科生都好的口才。必不可少的还有每年两次的中期检查,即暑假前进行一次,寒假前进行一次。然后是开题报告,分为两组进行,导师和他指导的学生分开,这样更方便其他导师对论文的构想进行“口无遮拦”的批驳。等到论文答辩时,研究生将论文交给答辩秘书,导师组再根据论文的方向分给两个导师进行内部初审。如果这篇论文最后没有通过答辩,既不找导师负责,也不找学生负责,而是找两个审核人负责。经过层层把关和层层考核,周益春教授的博士最后都完成了蜕变。“过程越地狱,结果就越天堂”,周教授幽默地说。

周益春教授一再强调,导师必须清楚本科生培养、硕士生培养和博士生培养的区别—— “给本科生常识,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如果像培养本科生一样来培养研究生,如天天上课、考试,不仅很累,也没有什么成效,如果遵循研究生培养的特点和规律,注重“战术”,即方法、思想和视野的训练,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有一个优秀的团队,才能持续性涌现优秀的个体”

周益春教授认为,研究生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导师、学生的因素至关重要外,还有一个常被忽视的因素——团队。在他看来,团队意味着一种氛围、一种传统、一种文化、一种土壤,没有优秀的团队,或许能产生个别优秀的人才,有了一个优秀的团队,才能持续性涌现优秀的个体,就像巴西更能产生大批的足球明星,美国更能产生大批的篮球明星,中国更能产生大批的乒乓球明星一样。举个简单的例子,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结构、创新点、文字表达、一些涉及其他领域的试验数据等,是研究生一个人做决定更好还是研究生和自己的导师一起做决定更好或是融合一群导师和研究生的智慧更好?答案显然是后者。这就需要建设一个高水平且团结的科研教学群体。鉴于此,周益春教授一直致力打造一个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团队,以期为个人和整个学位点的博士生培养营造一个和谐的氛围和高水平的平台。

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到目前为止,他们团队是教育部创新团队、教育部首批教学团队、湖南省首批自然科学创新群体。团队共有教师19人(教授10人、副教授6人、讲师3人),其中国家教学名师1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人,湖南省“芙蓉学者”特聘教授6人,湖南省“百人计划”专家1人,另有博士生、硕士生70余人。那么,如何将这些优秀的个体打造成更有战斗力的整体呢?团队核心成员钟向丽博士说出肺腑之言:“周老师把这个团队当成自己的家,他是一位民主、公正和慈爱的家长,我们是家庭的成员,他对我们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我们需要他指导的时候,他就指导;需要他爱护的时候,他就爱护;需要他提供机会的时候,他就提供机会。他就是这样一个身份,绝对是这样,你们随便问哪一个学生,他都会这样说。我们这个团队这么大,有些小摩擦是很正常的,在他的带领和协调下,我们越来越融洽,你总感到不孤单,不会有人把你落下。我进入这个团队非常幸运,别人都很羡慕。”简言之,周益春教授秉承“小赢靠智,大赢靠德”的理念,从两个方面来凝聚这支藏龙卧虎的队伍:

1.不断加强自己的专业水平

周益春教授的博士们这样评价他们的导师:“周老师对科研充满了感情和激情,这些东西不是想有就有的。”周益春教授说他有一个偶像,就是我国著名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师昌绪先生。2007年6月1日,师昌绪先生赠送给他一幅亲笔题词:“做人要海纳百川,贵在诚心;做事要认真负责,贵在坚持;做学问要实事求是,贵在探索。与周益春教授共勉。”周益春教授指着墙上的题词告诉我们:“这是我为学、为人的标尺。作为团队带头人,如果我只懂得做协调工作,只知道站在一旁指手画脚,是不可能让人信服的,因此,我自己首先必须是个专家,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心,必须深入到教学科研第一线去,否则,不可能有新的思想和战略眼光,也自然无法带领整个团队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信念,并通过数十年如一日的辛勤付出,周益春教授才在科研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成就: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国家“863计划”项目、国家“863计划”引导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和面上项目、湖南省科技重大专项、教育部重大项目培育项目等多项课题;先后获得省部级自然科学奖和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各1项,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国家发明专利15项;在Applied Physics Letters,Acta Materiali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lasticity等国际重要刊物发表SCI收录论文120余篇,论文被Science等国际著名刊物他人引用600余次。也因为这些实绩,他才成为2005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和湖南省“芙蓉学者计划”特聘教授。

2.有包容心和牺牲精神

衡量一个学术带头人是否成功不仅要看他自己做得如何,更要看他的团队做得如何。在周益春教授看来,带好一个团队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但一个有智慧的人可以让复杂的事情变得很简单,简单到只有两个词:“包容”和“牺牲”。他很推崇师昌绪先生的观点:做人不要嫉妒,因为“嫉妒是万恶之源”,有了嫉妒,会造成不团结,互相拆台,以至于可以完成的事情完不成,假如一个团队的领导嫉妒心太强,“武大郎开店,高者我不用”,那么更会使这个团队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周益春教授认为,每个人都有优缺点,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要多看他们的优点,缺点可以批评,但放在私底下,并且表达得艺术一点,在公开的场合,要多一些鼓励。在涉及到个体利益的时候,周益春教授则看得很超脱、很淡然,如平时和学生、同事合作发表论文,五六个作者,他一般署名在最后一个。他领导的团队获得了“湖南省自然科学创新群体”称号,学校根据计算有岗位津贴48534元,作为带头人,他只拿了2134元。他的博士杨丽副教授这样评价他的自我牺牲精神:“他是一个先人后己的人,比如每次申请课题,其他老师都会轮流找他讨论申报书,他有求必应,这样,他自己的项目往往都是放到最后一天看的。”正因为这样,周益春教授才具有强大的亲和力和号召力,将一群个性十足的博士、教授紧紧地团结起来,朝着共同的目标携手共进。(文\宋德发)

(注:本文原载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2年第8期)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大学教学名师研究”(CIA10016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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